中國傳媒媒介評論
把新聞監督的範圍擴及中國大陸:
從非典型肺炎報導說起

非典型肺炎進襲香港,使社會陷入危機狀態,對傳媒也無疑是一場重要的考驗。 我們或已對傳媒的社會作用習以為常,但危機一來,我們又重新發現傳媒基本功能的重要性。


傳媒基本功能的再肯定

首先,傳媒起了守望環境的作用,使社會大眾知道危險的到臨,提高警惕。傳媒舖天蓋地的報導容或引起部份人士的恐慌,但向社會示警仍是它們主要的作用。傳媒又將防炎知識----從如何洗手到病毒傳播的方法----廣為散播,讓市民知所趨吉避凶,因而成就傳媒的教育功能。香港的民間社會特別發達,這從疫症中社會泛起眾多的自救行動中可以窺見。傳媒把各種社會自發的行動聯繫起來,也成為政府和社會的橋樑,起著組織和協調的作用。

除了上述傳媒的功能外,傳媒在這次危機中還凸顯出監督政府和修復社會的作用。香港社會十分多元化,但民主卻欠奉,當中的不足由輿論監督來補償。特區政府在疫症中表現出來的危機處理能力相當薄弱,如果沒有傳媒強大的輿論壓力和提點,政府措施拖拉的情況恐怕會更嚴重。由於政府弱勢被動,傳媒不但起著代議的功能,有時還扮演醫療後勤的角色,連購買醫療裝備的事情也具體參與,給人傳媒治港的感覺。當然,傳媒治港是言過其實的說法,但是傳媒督促政府的作用則是真實而有成效的。

非典型肺炎疫症破壞社會,激化問題,如何使社會恢復常態和發展下去是不可避免的挑戰。在疫症中,傳媒除了透過通風報訊來恢復社會的元氣外,更重要的是對維繫社會的基本精神的肯定。特區政府是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備受批評的對象,而廣為社會和傳媒所稱道的則是醫療專業人員----包括在前線奮戰的醫護人員和在實驗室拚搏的科學家。最為感人的報導,莫過於傳媒對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和獻身精神的推崇,就連一向面目模糊的本地科學家也在傳媒緊貼的報導下,顯出英雄本色。

進行經驗總結是傳媒修復和延續社會另一個法門。非典型肺炎病毒爆發以來,傳媒不停地總結經驗,向政府提意見,甚至逼使政府作出有系統的檢討。這些報導和言論的目的就是要社會儘快恢復秩序,防止歷史重演,好讓社會重新出發。


需要發展專門報導

大體上,傳媒在沙士危機報導中的表現相當稱職,但其中也有不足的地方,值得留意。從疫症報導中,我們也看到香港傳媒專門報導的不足。非典型肺炎疫症牽涉的問題既專且廣,包括病理學、病毒學、社會衛生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等。香港有個別新聞工作者專攻醫療報導,他們透過經驗和自學培養出不錯的能力,在疫症報導中顯出功力。但是大多數的編採人員則是臨危受命,靠自己的基本訓練來應急。曾經受過研究方法和生物化學方面訓練的新聞人員或者還好些,對於那些連病毒和細菌的分別也搞不清楚的記者,實在難為了他們,我們很難期望他們做出深入和帶有說服力的報導。

不少西方傳媒的醫療報導的記者,往往由醫生或學有專長的人員出任。香港號稱是國際大都市,難道在醫療報導方面卻可落後於人?禽流感、登革熱和非典型肺炎等疫症先後襲港,它們或會重臨,而其他新的疫症也或會爆發,再加上日常眾多的醫療衛生問題,這無疑是新聞界把醫療報導專門化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事實上,不但醫療衛生需要專門化,其他領域,像經濟、政治、教育、文化藝術等,又何嘗不是?

避忌中國沒有出路

不過,令人最擔憂的還是傳媒避忌中國的問題。在九七前,香港傳媒一向是中國報導的重鎮,備受國際傳媒的推許。回歸以後,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加強,加上自貶心態的衍生,不但特區政府有看中央臉色辦事的傾向,不少傳媒也因為壓力和利益而向中國政府進行自我審查,避免主動揭露敏感的政治問題和提出尖銳的批評。

在非典型肺炎的報導中,香港傳媒主動發掘中國消息的進取精神已經轉弱,如果不是中央改變封閉政策,恐怕情況會更惡劣。非典型肺炎在中國大陸爆發多時,但是香港傳媒沒有及時深入跟進,對中國官方的消息也照收無誤,最後要靠北京301醫院蔣彥永老醫生冒大風險向《時代週刊》說出真相,這才引發大陸一連串改弦更張的措施。蔣醫生原先把真相告知中央電視台和香港的鳳凰衛視,不過它們最終都沒有理睬。如果香港傳媒繼續對中國報導採取避忌的態度,恐怕將來更沒有人願意提供傳媒賴以為生的敏感消息。

從疫症危機中,我們看到中國和香港的事情有時很難再分清楚,中國不好,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為了香港好,也是為了中國好,香港傳媒應該把監督的範圍擴大至北京、廣東以至大陸其他地方。傳媒如果繼續畫地為牢,大陸和香港兩地不但會同時受害,最終連監督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會為西方媒體代行。


自我審查的壓力

香港的傳媒有沒有監督中國政府的條件?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新聞自由已成了政治文化的內核,加上利益多元,社會受到國際注目,就算大陸對香港傳媒滿心不高興,一時之間也不能明目張膽向它們開刀。自回歸以來,只要傳媒願意,它們還是有選擇如何報導的自由。如果說香港沒有條件,大陸其他地方更不用提了。

但是,從近年傳媒的表現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隨著中國國力的壯大和統戰手段的運用,其政治和經濟影響力與日俱增,有傳媒已被間接收買,有的更主動交心,有更多的則實行自我審查。現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已進入倒數階段,一旦通過執行,自我審查的壓力恐怕會大增,因為有關條例對國家機密、煽動、顛覆等概念都有抑制性的安排和詮釋,難免在新聞界產生寒蟬效應。

非典型肺炎的爆發提供了一個甚為有現實意義的案例。在疫症爆發初期,對中國政府而言,有關病情----尤其是軍方醫院的病情----無疑是國家高度機密。這次中央政府一改保守的常態,那香港傳媒就易有所為,但假如中央像過往一樣執迷不悟,那香港傳媒在二十三條的懸刀下將何去何從?如果說中央對人命攸關的疫症問題已經覺悟前非,那與財產攸關的經濟消息和與大眾利益攸關的政治消息,又將如何?這是香港傳媒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香港社會一向奉行法治,二十三條一旦立法,它對傳媒所產生的壓力不可等閒視之。當然,我們可以寄望中國傳媒政策進一步改革開放,使我們的擔憂變成多餘。事實上,中國傳媒的運作環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我們不宜等閒視之。不過,在中國實行新聞自由之前,香港的傳媒唯有以中國和香港的利益為依歸,繼續按專業精神如實報導,這樣才能繼續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在嚴苛的法例面前,新聞工作者和市民對新聞自由如不執著堅持、互相支援,恐怕沉默的螺旋將會進佔香港。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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