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及操守傳播政策中國傳媒
川震校舍倒塌報道被禁始末


  一年前的「五.一二」大地震,集罕見天災與社會矛盾於一體,新聞報道亦呈現極其複雜的局面,難以或褒或貶簡單評說。救援之初的資訊傳播,曾讓世界看到「前所未有的新聞開放」(《泰晤士報》北京分社社長馬珍語),而中國傳媒因報道「校舍倒塌」遭遇的壓制,給世人的印象則截然相反。

從燃燒到熄滅
  校舍倒塌現象,在地震發生當天就被關注。直接原因是,「汶川」被標定為震中,第一時間趕赴震中的救援隊伍和新聞記者,因道路毀斷而均被阻滯在必經之地都江堰市。而在災情並非最嚴重的都江堰,給他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民房損毀,而是學校倒塌和師生傷亡。《南方都市報》五月十三日凌晨趕製的號外,在最突出位置刊登了從廣州飛赴現場的記者傳回的圖文《都江堰大批學生被埋》。新華社也在零點三十九分發出了《地震造成四川廣元青川縣一中學四百餘學生傷亡》的電訊。

  有關校舍倒塌的報道,大量集中在震後的三周內。這期間,宣傳部門並非沒有禁令(中宣部在五月十五日即下令「在報道汶川抗震救災中不提搶救學校的事例」)。但是,正如中宣部不許各地傳媒派記者去災區的禁令很快變成一紙空文,救災初期的其他「緊箍咒」也有氣無力。截至五月十八日,都江堰市、北川縣、汶川縣、什邡市、青川縣、綿竹市、平武縣大批學校的校舍倒塌狀況被媒體曝光。這些學校多屬「脆性倒塌」,地震時在瞬間夷為平地,和周圍沒有大量倒塌的建築物形成鮮明對照。

  和《南方都市報》等市場化媒體並無二致,黨的新聞喉舌如人民網、新華網、四川電視臺等,最初也都高度重視校舍倒塌問題。人民網五月十六日邀教育部、建設部、地震局官員學者就此與網友在線交流,官員表示「學校倒塌若確實存在質量問題將從嚴查處絕不姑息」。

  有關校舍倒塌的第一波報道潮,在全國哀悼日(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期間出現。《南方都市報》連續三日刊出《學殤》系列報道,將更多慘烈的真相公諸於眾。因校舍倒塌失去子女的綿竹市富新二小學生家長集體上訪請願,市委書記下跪勸阻。這一新聞引發了校舍倒塌報道的第二波報道潮,也引起當局對校舍倒塌報道加緊控制。但力度更大的第三波報道潮隨之到來。《南方週末》在五月二十九日發表《建設部專家認定都江堰市聚源中學是問題建築—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倒塌悲劇調查》、《東汽中學:慘劇或可避免》、《綿竹富新二小:垮塌校舍是怎樣建成的》,《瞭望》新聞週刊六月三日發表《震區垮塌校舍調查:旁邊陳舊民宅為何屹立不倒》。六月九日,《財經》雜誌刊載《校舍憂思錄》,這時,中宣部和各地宣傳部已全面禁止校舍倒塌報道,這是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也是最有份量的一篇報道。

真相探究屢禁不絕
  使用「慧科新聞搜索」, 檢索川震後一年中國大陸媒體中全文中含有「地震 and 校舍倒塌」字樣的文章,可以看到校舍倒塌報道有明顯的漲落曲線:


  地震發生一個月後,傳媒上的地震校舍倒塌報道幾乎銷聲匿跡。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媒體刊登《地震是毀房罪魁 倖存者需理性看待未來》一文,各省媒體則被強令撤回記者。追蹤校舍問題的《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等主要媒體均受到嚴厲批評,日後更遭整肅。

  對校舍問題,當局曾有三次重要表態。一次在救災初期,一次在地震半年後,一次在二零零九年春「兩會」。對查明真相、追究責任,調子一次比一次低。
傳媒最初用迂迴曲折的方式對抗禁令。新華社記者朱玉采寫了《一個災區農村中學校長的避險意識》,讚揚安縣一位校長多年來堅持加固危樓,以致地震時校舍未損。報道在五月廿三日發出即遭中宣部批評。《南方都市報》在屢遭批評後,在五月底已無法再做校舍報道,但仍利用六一兒童節的機會,表達對死難學生的懷念。零九年二月六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綿竹中行大樓「五.一二」垮塌真相調查》,所揭露的問題與校舍問題極為相似。該文遭中宣部嚴厲批評,被責令收回已發出的報紙。

  對校舍倒塌的調查禁而不絕。儘管廢墟很快被清理,證據大量流失,但死亡學生家長和震區民眾仍用相機、攝像機甚至手機保留下若干現場資料。有多位中外電視製作人冒著危險在震區拍攝有關紀錄片,儘管多人被拘,但至少有三部紀錄片完成問世。四川作家譚作人數十次進入災區調查,他公佈的對六十四所學校的不完全調查,確認有 5,781名師生遇難及失蹤,多數死於豆腐渣工程(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八日,譚竟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北京藝術家艾未未也在網上發起公民調查,儘管他有關公民調查的博客文章,每出現即遭刪除,截至四月廿七日,已獲 4,481 名死難師生的詳細資料。

新聞控制的政治邏輯
  川震救災初期的新聞開放,有目共睹。包括對校舍倒塌報道,最初控制也較 鬆,黨的媒體新華社、人民網等均投入其中。當局最初也作出了一定追查校舍問題的姿態。由鬆到緊,到禁,原因有三。其一,校舍倒塌報道牽連到越來越多負有責任的官員。許多曾在地方任職的官員已升任高職(如地震期間負責管理媒體的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曾任都江堰市委書記;而中央高層,亦有四川前任領導),報道對他們的「政治生命」明顯不利,盤根錯節的官場勢力,開始官官相護,抗衡中央查處校舍問題的決心;其二,校舍倒塌引發民間維權行動;其三,校舍報道觸碰到當局最敏感的神經。四川省教育廳幹部林強,因校舍倒塌問題辭去火炬手,提出「真相比榮譽更重要」,《南方週末》對他的專訪在網絡廣泛流傳。

  筆者曾在上期《傳媒透視》撰文,提出「Control 2.0」(傳媒控制升級版)問題。中國大陸對傳媒的控制一如既往,但「控制」本身發生了諸多變化。除了方式和手段,控制的選擇標準—什麼要控制?什麼不控制?什麼從嚴控制?什麼可以放鬆?—也在變。過去的控制,重意識形態,黨的宣傳部門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統衛道士的身份整肅媒體。後極權主義(亦稱「市場列寧主義」)時代的中國,意識形態趨淡,中央權威趨弱,地方和利益集團的勢力上升。當今的控制,最重要的出發點是現實政治利益。各級官員和利益集團常假手宣傳部門封殺媒體,而他們攻擊媒體的最嚴重罪名,是「損害國家利益」和「破壞社會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在四川地震的報道中,災情報道比唐山地震時期及時、透明了許多,而校舍倒塌報道卻遭封禁。校舍倒塌報道扯開了官場腐敗黑幕的一角。

■錢鋼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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