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傳播政策
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報道的盲點和懸疑


  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慘烈的暴力事件,對「七.五」事件的新聞報道,論者已有較多評述。簡言之,中國政府採取了與零八年西藏拉薩「三.一四」事件不同的新聞管制策略,國際上未出現強烈反彈,新聞界的反應大體正面。

  零八年三月,西藏發生軍警與僧侶衝突事件。它被當局定名為「三.一四事件」,而事實上在三月十日衝突已經發生,海外媒體在三月十一日已經開始報道。當局在壓制抗議的同時封鎖了新聞。三月十四日,拉薩發生騷亂。當局立即下令外國記者離開西藏。信息封鎖使境內和境外的新聞傳播發生顯著反差。境外在三月十一日後的報道,快速但不詳,三月十四日之後的報道有諸多不確乃至杜撰。境內的報道千篇一律,但影響甚大,加之境外特別是西方媒體的失實報道和西方抵制奧運會的潮流,燃起了部分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

  「三.一四」事件使中國陷入極大被動,有傳媒學者指出:「當常規的、可靠的信息管道不能正常發揮作用時,社會就會開發出非常規的、對抗性的信息管道來滿足知情權和話語權。當西方媒體無法自行獲取相關信息,而中國官方信息的可靠性又備受質疑時,各地的「親西藏組織和美國政府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就成為西方媒體的主要信息源。」(畢研韜:《西藏事件與國際輿論引導》)

  「七.五」事件後的情形不同。當局不但沒有驅趕境外記者,國務院新聞辦官員還及時趕到新疆安排境外記者採訪事宜;當地政府的新聞發佈也較為及時。儘管西方媒體仍有偏見,也出現了可笑的報道失實,但沒有持全面逆反和對抗的態度。中國官方媒體提供的數字、政府的觀點被各國媒體廣泛引用。

  對「七.五」事件的新聞控制方式,被內地學者總結為「未來的工作範例」。《中國新聞週刊》的評論歸納:「一旦事件發生,即在第一時間內由官方媒體主動發佈信息和數字,闡明中國的立場;同時以開放和透明的態度邀請外國媒體在第一時間現場採訪和報道。」這就是筆者多次提到的Control 2.0 (傳媒控制「升級版」)。

  對「七.五」事件的新聞報道,當局是有嚴格控制的,表現在:在烏魯木齊中止互聯網服務(但給境外記者保留了專線);屏蔽境外微博客網站Twitter;關閉國內的微博客網站「飯否」等。這些以阻止暴亂分子的煽動、切斷暴亂分子的聯絡為由的措施,同時控制了民間的現場信息傳播和公眾自由討論。對內地媒體,在報道內容上有嚴格控制。由於暴亂持續時間不長,新華社等官方媒體對現場情況又有較充分報道,趕到烏魯木齊的各地媒體記者,對暴亂本身的報道空間很小。而官方及時設置了新聞議題,將報道引向宣傳「(「七 .五」事件) 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聲討「境外反動勢力」,「穩定壓倒一切」。

中外媒體報道的缺失
  傳媒的使命,是公正、客觀、完整、準確地報道事實真相。中國內地媒體無權獨立地報道「七.五」事件;處於激烈商業競爭中的西方傳媒,亦滿足於暴亂現場信息的及時發佈,對更深入的調查無大興趣。「七.五」事件發生兩周後,報道便迅速冷卻。縱觀各媒體的報道,留下了甚多盲點和懸疑:

  * 七月五日現場 新疆自治區主席稱,七月四日,有人在QQ群和論壇上大量發帖,呼籲示威。烏魯木齊警方稱,七月五日凌晨一時六分,他們已接獲報警,稱有人在網絡上散發信息,號召當日十九時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集會,新疆警方立即啟動了應急預案。人們的疑問是,在長達近十八小時的時間,當局為什麼沒有部署充分的警力控制局面,以致在暴亂發生後,眾多無辜市民完全陷入被追打殘殺的可怖境地?可以說,媒體雖然對七月五日的暴亂有較多報道,但現場的全貌並沒有被完全展示。

  * 熱比亞的煽動 當局宣稱,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亞是本次暴亂的煽動者,其證據是警方截獲的電話錄音。然而這些至關重要的證據,政府並沒有悉數公佈,只是提到五日十一時,熱比婭與其在烏魯木齊市的弟弟聯繫時稱,「現在發生了很多事件,我們都知道,明天晚上烏魯木齊可能要發生一些事件」。這句話和暴亂發生的時間點對不上,她說的是「明天」即七月六日,說這就是對當晚暴亂的煽動,有些勉強。但媒體未做進一步的核查。

  * 世界維吾爾大會的煽動 當局稱,韶關維、漢工人械鬥事件發生後,世維大會利用互聯網與境內不法分子聯繫,隨時掌握和發佈最新情況,並就行動作出指示,煽動鬧事「要勇敢一點」 「要出點大事」。七月一日,世維大會策劃通過網路、電話、手機短信等煽動境內群眾鬧事。上述事實,需向公眾展示證據,如網絡截屏、手機短信屏幕圖像等,這對政府的立場會是很大的支持。但在媒體上沒有見到。

  * 「三股勢力」問題 媒體引述官方的結論,稱「七.五」事件是「三股勢力」策劃的。所謂「三股勢力」,指「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暴力恐怖勢力」。但三股勢力,究竟是訴求、組織等各不相同、但有時合謀的「三股」力量,還是完全相同的「一股」?世維大會和熱比亞究竟是哪一股?抑或身兼三股?官方語詞含混,媒體未做深究。而國際恐怖主義研究權威舒密特教授 (Alex P.Schmid) 則認為「三股勢力」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 恐怖主義問題 能否確證「七.五」事件的背後有恐怖主義,這是為事件定性的關鍵,對西方各國的取態有重要影響。目前中國內地的報道給受眾的印象,新疆的伊斯蘭激進勢力和「疆獨」勢力,完全等同於「東突」即恐怖主義。這樣的結論,需要大量的證據來支持。世維大會是不是一個國際恐怖組織?「東突」有沒有介入「七.五」事件?西方媒體可以做深入調查,目前欠缺有說服力的報道。近日大陸媒體廣泛援引BBC的報道,稱「東突」組織「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在網上發表錄影,號召全體伊斯蘭教徒在世界範圍內襲擊代表中國利益的目標,以報復中國政府近日「鎮壓烏魯木齊騷亂」。這依然不能等同於東突直接操縱了「七.五」事件。

  * 民族、宗教問題 中國當局試圖將「七.五」事件和新疆的民族、宗教問題一刀割開,反複宣傳「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給公眾造成困惑。事實上這兩個問題和中共疆務政策的得失密切相關。由於缺乏客觀的報道,在內地網絡上,試圖解釋新疆問題由來的一些個人文章廣為流傳。重要的有:王力雄的《新疆的危險正逼近臨界點》、《亞洲週刊》記者對王力雄的專訪《新疆問題需要新思維和大轉變》、黃章晉的《再見,伊力哈木》、佚名的《一個兵團二代的網文:告訴你真實的烏魯木齊》,還有新疆記者海來特.尼亞孜發表在個人博客上的一些文章。很顯然,對「七.五」事件的歷史背景的縱深探討,除少數媒體外,多數中外傳媒鮮有作為。

  排除上述盲點,回答各種懸疑,是對公眾和國家負責;而真相的完整呈現,可能令當局尷尬不悅,亦可能有利於當局爭取國際的同情和協助。「七.五」事件,當局開放了對突發事件的現場報道,獲得好評;但是控制多元意見表達和獨立的調查報道,則留下後患。

■錢鋼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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