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研究傳播政策
反國教運動與政治傳播的動向




  回歸已有十五年,期間發生抗議事件多不勝數,但論規模、持續性及深刻程度,除了2003年的七一事件以外,或許可以數到如今還在進行的反國教運動。今年六月時,國民教育科的開展就像大局已定。誰知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指出當中大有問題,並得到一些家長的跟進,隨之而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最終更演變成為一場全民運動,逼使特區政府作出重要的讓步。

  反國教運動牽涉香港政府、公民社會與傳媒多方面及熾熱的互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傳播生態的演變及動向。本文無法給反國教運動蓋棺論定,這裡所說的是我們對現階段運動引發的政治傳播問題的觀察。

核心價值的追尋與建構
  因為香港與內地有制度上及其他多方面的差異,不能隨回歸而立即融合,是以有一國兩制。隨著過渡期及回歸之後中港矛盾的爆發,港人開始用上「核心價值」一詞來概括香港的特性及最珍惜的價值。香港核心價值的提出,自七一以來變得較為系統、明確及普遍。不過,港人一向並不熱衷於意識形態的建構,所以核心價值的說法,還停留在一種不說自明、接近自由主義的概念或類意識形態。

  雖然核心價值包括甚麼沒有定論,但通常是指法治、人權、自由、廉潔、民主、公正、誠信等。此等價值的提出往往是透過爭議性事件而出現的。反國教運動得以一呼百應,主要是市民擔憂新一代在國民教育科實現後會失去獨立思考、黨國不分、喪失反省中國國情的能力,甚至會沾上陽奉陰違和虛與委蛇的習性。由於牽涉到思想與表達自由,又牽涉到小孩教育的問題,難免觸及香港家長及社會的神經,反彈自是強烈。有參與抗爭的家長喊出「不要搞我個仔」,可見家長對「洗腦」的厭惡和抗拒。

  社會對核心價值的範圍及意義並沒有一致的共識;政府、民間及傳媒只是以此勾連自己的立場和意見。反國教運動在不少公共論述者的眼中,無疑是核心價值的保衛戰。透過撤科與開科的爭議,核心價值的概念得以更深入人心,而它的內容也有所增加,變得更為具體,成為香港民間社會的公共文化資源。展望未來,牽涉核心價值的爭議一定陸續有來。

政府的合法性與信任危機
  貫穿反國教運動的是社會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其實,特首由小圈子選出,沒有人民授權,故此一直有潛在的合法性問題,屬於制度設計不足的先天性缺憾。不過,市民預期將來有民選政府,現在是過渡性安排,所以沒有發生甚麼重大社會事故時,政府合法性的潛在問題便不會爆發。

  梁振英在競選期間,誠信問題常常為對手、傳媒及輿論領袖所論及;當選後,更因為違章建築等問題而引起社會對他的誠信的懷疑,認為他長於運用語言「偽術」,以文過飾非的辦法逃避責任。同時,也有不少人懷疑梁振英是隱蔽的中共黨員,在重要議題上會對中央言聽計從,難以寄望他會挺身捍衛香港的利益。試問一個在市民心目中不以香港本土利益為依歸的特首,怎會得到廣泛信任?推行國民教育科,不少人認為特區政府只是執行中央的旨意,並以此解釋何以特區政府一直不肯退讓。我們相信,缺乏信任的情況未來將會繼續影響港人對政府政策的反應,成為影響香港政治傳播的一個要素。

社會動員網絡的擴建
  令人吃驚是學民思潮及家長的動員能力,因為他們都是社運新手,但運動卻搞得有聲有色,連建制中人也不得不對他們表示佩服。學民思潮的成員都是十多歲的中學生;家長們雖然是成年,但是他們都沒有多少社運經驗,其召集人陳惜姿就多次表示家長不是搞運動的人,只是被逼上梁山。

  不過,星星之火一旦點起,就迅速蔓延,只在幾個星期之間就引起社會大議論,數以萬計市民參與遊行、集會和佔領政府總部。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社會的邊緣團體如何成為社會的焦點,看到少數如何變成多數,看到相對單一的社群如何牽動各界。無論是社會動員的廣度、速度及熱度,莫不使人驚訝不已。動員網絡的擴大及有效運轉,將會使民間社會更有可能成為監督政府和保衛核心價值的力量。

  這個動員網絡的結構,主要由社交媒體、人際傳播及大眾傳播組成。社交媒體及人際傳播為有相同意念的人提供交流、商議、以至組織的平台。學民思潮很大程度是靠這樣的網路建立它的組織。小眾與社會大眾之間也可以用社交媒體作為溝通的介面。在運動時間,學民思潮透過它的網頁發出消息和號召,再透過轉轉相傳,接觸到龐大的潛在運動參與者。大眾傳媒雖然在回歸後受到中央統戰及自我檢查的困擾,但是傳媒市場仍然存在,有些傳媒還保留獨立的報導方針,繼續報導敏感議題,使有興趣的市民仍然有機會知曉消息。同時,大眾媒體的消息也可以透過網絡及流動媒體轉發,引發更大的注意和談論。大小媒體以及人際傳播的結合及互動,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發展的基礎建設,對公民社會而言,這個動員網絡無疑起著賦權的作用。

公民社會的成長
  自七一以來,「公民社會」是公共論述中較常出現的重要概念,連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也用上公民社會的概念來評論香港保釣突出的表現。這裡不是我們探究公民社會學理的地方,我們所關注的更多是港人使用時所賦予的意義。約略言之,有人以公民社會指非政府組織的社會構成,有人則泛指一般的民間社會,尤其是帶有公民覺醒的民間社會。無論是哪一種意義,大概都是指民間社會力量的壯大和自覺日高。

  除了極少數人懷疑反國教運動背後有黑手外,凡是對運動有所接觸的人都應該同意運動是自發的。事實上,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為了保持運動的純粹性,對政黨政客往往採取保持安全距離的策略。反國教運動無疑是民間社會的一次檢閱與運作,體現出公民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經過運動,學民思潮及家長關注組固然迅速發展,數以十計的國教關注組也在多所學校的學生、校友及家長中間成立。反國教運動除了對全港發出一般及短暫的號召以外,其抗爭策略也落實到地區和學校的層次,準備長期抗爭,這種多層次的抗爭策略實屬罕見。

  社會運動是香港社會爭取權益的重要方式,自七一以來,社會運動已成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常備武器,反國教運動便是此一武器的再一次運用。反國教運動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和思想自由而發動的,跟具體的物質利益完全拉不上邊,再加上自發的動員模式,可以說是屬於後物質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我們相信,這種新社會運動還會持續發生,很有可能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體。

  隨著社會運動多樣化及增多,公民社會的抗爭策略庫也會有所添加。有時社運為了因地制宜而對已知的策略作出調整,有時也會因應新情況而創造新策略。如果七一是港式「人民力量」的表現,那麼上面所說的「多層次抗爭策略」算是國教運動在香港的再創造。此外,反國教運動曾經推崇過的「不合作運動」策略,也很有可能變成香港公民社會爭取權益另一項較新的武器。

結語:大和解的必要
  香港政治傳播的生態一直在演變,自七一以還,上述趨勢已成,經過反國教一役,變化更為明顯。一個懂得學習的政府,通常在社會危機過後會有所檢討,總結出箇中原因及對應之道。特區政府千萬不要順手把陰謀論拿過來,倒果為因,或者只注意對應的具體策略而忽視必須變革的大方向,否則只會陷入更大的錯誤。要解決上述核心價值和合法性問題,要避免社會運動的衝擊和增強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共生關係,我們認為首要是實現全民大和解。所謂大和解,不只是建制派內部的和解,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與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大和解。只有這樣的大和解,特區政府才會變回全民政府,政策才會為全民而設,也只有這樣,市民才對政府恢復信任,彼此才有所商議,不用動輒訴諸於街頭運動。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李立峰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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