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中國
On China

二零一零年芝加哥國際電視節:優異獎
The 2010 Hugo Television Awards: Certificate of Merit


紐約電視節:優異獎(獲獎劇名〈錢鋼〉)
2010 New York Festivals: Final Certificate


監製:蔡貞停、唐敏明

茅于軾(經濟學家)

「將來講中國的歷史,一定要講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好像講日本歷史一定要講明治維新;但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比日本明治維新的意義更重大,因為它是在非常複雜的環境下完成的。」茅于軾這樣評價改革開放。
茅于軾生於1929年,是國內著名經濟學家,以敢言見稱,被譽為「經濟學界魯迅」。1993年,創立了中國首個民辦農民扶貧小額貸款計劃,至今仍致力扶助農民脫貧,減輕貧富懸殊。

2002年,茅于軾又與一班朋友在北京成立了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取其諧音「扶貧」,是非營利組織。由創辦至今,一共訓練了一萬兩千名來自貧困農村的婦女,當家政服務員,他們全都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茅于軾老懷安慰:「我為了辦富平學校,前後投入了大約五十萬人民幣,看到學校為許多學生創造了不同的人生,最使我高興的就是這一件事。」 節目內,茅于軾從財富創造及財富分配這兩方面,評價改革開放的成績。

〈柳傳志(民營企業家)〉
 
改革開放在中國迎來的最大轉變之一,是民營企業階層的出現、成長和得到認同。今日,不少中國企業甚至已經跨出國門,到外面世界和對手比拼實力。以經營電腦產品起家的聯想集團是這一批企業的表表者,而它的創辦人柳傳志,在改革開放推行30周年之際,更頻頻被記者包圍邀約採訪,因為他被認為是改革後第一批民營企業家的風雲人物。

1984年,當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苕提出中科院也要開辦公司時,社會上對知識份子下海經商的現象還在議論紛紛,但在計算技術研究所當工程師的柳傳志卻是義務反顧,堅決報名要做這事情。

1992年當香港電台第一次採訪柳傳志時,聯想集團在北京只是剛剛闖出名堂。之後,短短十年間,它便成為內地家喻?曉的電腦品牌,柳亦當上了「財富」雜誌的封面人物;3年前,聯想更跨出國門收購IBMPC,一度躍升成為全球第三大個人電腦生產商。

過去20多年來,柳傳志怎樣摸著石頭過河,突破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去進行市埸競爭,成就今天的事業?在他眼中,改革再行下去,又該何去何從?

〈馮驥才、華新民、李玉祥
(同為保護中國文化遺產而奮鬥)〉

 
早在九十年代,天津進行老城和估衣街改造時,中國當代作家兼畫家馮驥才,義賣字畫籌款搶救老街;可惜,抵不過官員追求政績的雄心,失敗而回。

在文化名城北京胡同裡,一個中法混血兒華新民,走遍每條胡同輕敲每個四合院的門,寫出門後的故事,呈示四合院的美,以為可以打動地產開發商的心,手下留情,擱置清折胡同發展商業區的計劃。

從城市到古村落,攝影師李玉祥相信唯有和時間競賽,鬥快跑遍未受現代化影響的古村落,捕捉中華民族的文化智慧的影像,才可抵擋經濟發展破壞文化的浪潮。見證了國門對外大開時,中華民族急於追求經濟成果而犧牲了古城老街的歷史文化,馮驥才,華新民和李玉祥都想盡帛力搶救屬於我們的文化遺產。

〈錢鋼(著名作家/傳媒工作者)〉
 
對錢鋼而言,在中國傳媒史上,北京東直門內海運倉二號有特殊的意義。這個地方是中國青年報社的所在地,在1956年和2006年,相距半個世紀,同一個地方發生了兩個歷史性事件。前者是該報記者劉賓雁被打成右派,後者是該報冰點週刊被中宣部停刊整頓,正副主編同被撤職。50年前和50年後,被清剿的恰恰都是體制內最寶貴的進步力量。

錢剛從事傳媒工作三十年,是內地著名記者及作家,作品包括《唐山大地震》和《大清留美幼童記》,現在是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專責培育傳媒新一代。

歷史仿彿在重演,傳媒的控制和壓制不斷重複。從這些故事里,錢鋼看到了半個世紀以來多災多難的中國傳媒。但是,歷史的原貌卻並非如此。民國初的報紙是敢言的,共產黨的傳媒還發表過要求“結束一黨專制”的文章。政治風向的改變玩弄了傳媒人的命運,建國以後,爭取自由的傳媒人備受摧殘。作為一名中學生,錢鋼也參與了對著名報人的批判。一個少年加入殘酷的政治鬥爭,居然如此順理成章。

抗爭和壓制的博弈不斷進行。從劉賓雁到盧躍剛,從戴煌到錢鋼,前代報人的精神得到了繼承。歷史總在進步之中。錢鋼用三個C來形容中國傳媒:Control控制﹔Change改變﹔Chaos混沌。說混沌,是因為今天的今天的中國傳媒似乎採取了看來互相衝突的政策﹕既要它們聽話,又要它們賺錢。經營的包袱拋比市場,大量商業化媒體應運而生。很多編輯希望刊登的報導係,首先政治正確,然後是聳動的新聞。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中國的傳媒人經歷過那麼多困難卻始終不放棄﹖錢鋼看到,是因為歷史,因為中國社會整個大變化讓人看到希望。光看一年可能看到很多坎坷,但看60年,你就發現根本的變化。

〈王丹(89學運領袖)〉
 
2009年對王丹來說肯定是特別的年份。今年,他將踏入40歲;這一年也是64事件發生的二十周年。這位在文革及改革開放年代下成長的學運領袖,20年前以北大學生的身份,領導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場浩大的民主運動;之後,他兩度被判入獄,1998年,以保外就醫名義流亡美國。去年,他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但回國的申請卻一直未獲當局批准。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走了三十年,回顧這三十年的歷程,我們談論的到底是『改革』還是『經濟改革』?當我們討論改革開放的時候,也必須注意到,『改革』與『開放』也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到底是『開放』多,還是『改革』多?」當人們習以為常地把改革開放掛在口邊籠統的說著時,相信沒幾個人會像王丹那樣注意到改革和開放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政府最初提出要推行改革時,也的確不僅止於經濟領域,事實上,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就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十三大的報告更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在中國是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鼓勵少數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來的方式,結果造成社會矛盾,引致89年爆發那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二十年過去了,當年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並沒有實現,但這些年來公民社會的出現、互聯網的蓬勃增長和傳媒的一些發展,卻讓王丹對中國的民主路程充滿希望。「未來的十年,觀察中國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看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當有一天,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使得社會力量開始超越國家力量的時候,就是『黃金交叉點』的出現,是中國真正實現政治轉型的起點。」

〈江平/許志永〉
 
江平,前政法大學校長,被稱為「民法學泰斗」;許志永,北京郵電大學法學教師,法律界維權組織「公盟」創辦人。一位年近八十,經歷過「無法無天」的動盪階段,起草過重要法律《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從建國到改革,江平目睹中國法治的進進退退。他堅信法治理念的核心價值是政治民主和人權自由,沒有這些價值,法律是蒼白的。

一位不到四十,積極投入維權活動,以法律知識抗衡社會的陰暗面,是變革下的新一代法律人,許志永不停衝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黑監獄」、辦理冤案、毒奶粉官司,以行動爭取民主法治的中國。生長於不同年代,同樣期盼中國走上真正法治之路。

〈陳桂棣〉
 
「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與妻子吳春桃,用了一年半時間深入安徽50多個縣市的農村,了解農民的實況,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最後他們把調查所得寫成20萬字的報告文學,在內地引起極大迴響。由於這本書揭露農村大量不公平現象與官場黑暗,被當局查禁,但陳桂棣憑著作品贏得德國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大獎,而且被「時代」雜誌選為2005年度其中一位亞洲英雄。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自農村開始,但農民今天的生活仍舊困難,三農問題一日未解決,國家便難以步入小康,陳桂棣怎樣為三十年中國的農村變化把脈?

〈呂植(自然保護學家/科學家)〉
 
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亦都為呂植鋪開一條嶄新?人生路。八十年代中開始,她投身自然環保工作,從野外研究瀕臨絕種的國寶大熊貓開始,到致力生態環境的探索實驗,她始終站在中國環保工作的最前線。

中國的生態環境,對全球具有戰略性地位,植物多樣性,位列世界第三;野生動物佔全球一成,青藏高原,是地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既的地方,所以,保護中國生態環境,其實是關乎全世界的未來。兩年前,她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自然保護中心,並跟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在中國西部地區,推行環保項目。當居民仍然生活在貧窮狀態的時候,怎麼能解決環境保護的需求?當社會以經濟發展為主導,怎樣解決環境問題?「我們的社會是面臨一個社會的整體的價值觀,怎麼樣讓大家在發展中,一方面獲得財富的累積,同時讓心靈有個踏實,精神家園的一個需求,這個是中國社會面臨比較大的問題,我覺得自然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答案。」她肯定的說。

〈程翔(資深傳媒人)〉
 
程翔,資深的傳媒人。2005年8月5日,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名逮捕了他﹔2006年8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程翔間諜罪成,監禁五年﹔去年春節前,獲假釋回港,現剛好滿一周年。一段如惡夢般的遭遇,最易令人崩潰,「逮捕後,被單獨囚禁,所有的窗簾都是整天拉上。到後期,我真的想發癲了,我大聲喊叫,給我筆、給我紙,我要寫東西﹗」最後,程翔想通了,自己沒有做錯,於是寫下一對對聯,以銘心志﹕「書生報國無長物,忠肝烈膽一禿筆」。

書生無權無勢,但有的是忠肝烈膽,有的是筆,最能人欽佩是無私的報國心。這就是程翔。程翔回首建國六十年來種種政策的功過,並指出要完成鄧小平的夢想,即中國於建國100周年全面實現現代化,那便不能只講經濟的改革,還需要政治改革的配合。